[chǔ cí]  

楚辞

(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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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1]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 [2]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3]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4-5]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6]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5]  [7-8] 
作品名称
楚辞
创作年代
战国时期
文学体裁
诗歌
作    者
屈原、宋玉、严忌、刘向、王逸

楚辞内容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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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3]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4]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即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成为其“苗裔”。《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有作者的诗集。由屈原及后学所作,至汉代刘向编辑成书。屈原正直,忠贞不屈,不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 [9] 

楚辞篇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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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 楚辞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
通行本《楚辞》篇章结构
编目数量
详细题目
作者
作品著作归属之歧说备注(仅列部分观点)
离骚(1篇)
离骚 [10] 
屈原
胡适《读楚辞》认为屈原为传说,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几全否定屈原存在或其著作权 [6]  [11] 
九歌(11篇)
屈原
游国恩《屈原》认为“九歌”(全文)民间口头创作,屈原改写;许笃仁《楚辞识疑》“九歌(全文),系司马相如等作品”。 [13] 
屈原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湘君》与《湘夫人》应合一 [14] 
屈原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大司命》与《少司命》应合为一 [14]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梁启超《屈原研究》认为“礼魂”伪作,应是《九歌》之乱辞 [16] 
天问(1篇)
屈原
九章(9篇)
屈原
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 [17]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 [18]  ,《中国诗史》疑伪作 [17]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 [18]  ,《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 [17]  吴汝纶疑为伪作,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断伪作 [18]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 [18]  闻一多《论九章》,认为伪作 [17]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 [18]  《中国诗史》认为是“伪作嫌疑” [17] 
远游(1篇)
屈原
陆侃如游国恩茅盾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 [19] 
卜居(1篇)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 [20]  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 [19] 
渔父(1篇)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 [20]  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 [19] 
九辩(1篇)
九辩 [21] 
宋玉
招魂(1篇)
一说宋玉
王逸注作者宋玉,明焦竑后一说屈原 [22]  ,现代各袭说法
大招(1篇)
一说景差王逸注“或曰景差” [23] 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景差,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屈原 [24] 胡应麟《诗薮》认为唐勒 [25] 梁启超认为伪作
惜誓(1篇)
一说贾谊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说贾谊 [26] 
招隐士(1篇)
淮南小山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选》认为屈原 [27] 
七谏(7篇)
一说东方朔
王逸注《七谏》作者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一说东方朔
哀时命(1篇)
严忌即庄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 [26]  [28] 
九怀(9篇)
一说王褒
通路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一说王褒
株昭
一说王褒
九叹(9篇)
刘向
刘向
刘向
刘向
惜贤
刘向
刘向
愍命
刘向
刘向
刘向
九思(1篇)
王逸
洪兴祖《楚辞补注》“恐其(王逸)子延寿之徒为之尔” [29] 
注1:本表据《辞海》 [5]  [27]  [30]  [31]  [32]  [33-34]  [35]  及《楚辞章句疏证》 [36]  国学网 [23]  ,一些参考附文注。
注2:几乎每篇作品归属权都曾有歧说,表中仅列部分有代表性观点。

楚辞结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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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

楚辞背景

“天问”书影 “天问”书影 [37]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38]  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39]  ,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 [23]  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 [6] 

楚辞搜集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40]  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41]  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42]  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

楚辞辑录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 [35]  。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 [6]  [29]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 [36]  ),“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 [6]  [29]  [35]  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 [5] 

楚辞蠡测

《屈赋新探》封面 《屈赋新探》封面 [43]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 [44]  。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 [45]  。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 [46]  。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 [47]  。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 [48]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5] 

楚辞版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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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

楚辞古版流传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 [29]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 [29]  [49]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 [16]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 [16] 

楚辞今本读物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 [50-51] 
《楚辞今注》封面 《楚辞今注》封面 [52]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
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通俗性、学术性兼备。
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
《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
《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
《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
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
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

楚辞专业版本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 [13]  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 [53]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 [53] 
(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 [53] 
姜亮夫推荐文献3 姜亮夫推荐文献3 [53]
姜亮夫推荐文献2 姜亮夫推荐文献2 [53]
姜亮夫推荐文献1 姜亮夫推荐文献1 [53]

楚辞文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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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54]  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54]  [55] 

楚辞骚体

范增《离骚图》 范增《离骚图》 [56]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 [54]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 [57]  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 [54]  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54] 

楚辞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上讲,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 [54]  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 [58]  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 [54]  [59] 

楚辞诗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54]  [59] 

楚辞散文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 [54] 

楚辞戏剧

台湾云门舞集演绎“九歌” 台湾云门舞集演绎“九歌” [60]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61]  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 [54] 

楚辞小说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 [54]  乃至“戏说”成风。

楚辞传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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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海外资料篇 楚辞海外资料篇 [62]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 [8]  [63]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 [64]  简要介绍如下:

楚辞日本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 [8]  《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

楚辞英国

翟理思(Herbert A. 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 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63] 

楚辞法国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 [63] 

楚辞德国

1972年,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1972年,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65]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 [63] 

楚辞瑞典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 [8]  [63] 

楚辞美国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 [63-64] 

楚辞辑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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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行本《楚辞》内容及篇章结构等,编辑辑录者为刘向《楚辞》(最初辑 [5]  )、王逸《楚辞章句》(现最完整本 [4-5]  ),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 [3] 

楚辞辑录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66]  。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 [35]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 [34] 

楚辞作者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2]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30]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27]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 [32]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28]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67]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 [68]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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