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420年，东晋权臣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他，刘宋建立，南朝开始。其后萧齐、萧梁、南陈三朝相继而立。589年，隋灭南陈，南朝结束。

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是东晋末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力量。他在与东晋四大家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420年他废掉了晋帝，自立为帝，国号宋。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长称之为“刘宋”。刘裕即位前后亦施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其用人也多为贫寒出身，兵权则主要交于自己的皇子，所以没重蹈东晋发生大族割据的覆辙。然而，由于皇子相互间的争权夺利，最后以至于相互残杀，这是刘裕始料未及的 ^[1]  。

422年，宋武帝刘裕卒，宋少帝、宋文帝相继即位。其中，文帝刘义隆在位的三十年间，铲除强臣，使宗室掌管朝政大权，又同时任用士族和寒人共同参与朝政，使文帝一朝出现了宗室、士族、寒门相互制衡的平衡局面，在此基础上文帝继续实行武帝刘裕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文帝一朝成为宋最繁荣的一段时期，这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才真正有所发展。 ^[2]  公元450年至公元451年，宋与北魏交战虽各有胜负，但却都损失惨重，使南北方无能力再发生大战。从此，南北方相对稳定下来。公元453年，文帝被太子刘劭杀死。文帝死后，刘劭自立，武陵王刘骏遂起兵讨伐，后杀死刘劭登基称帝，是为宋世祖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前期在政治、经济、军制、户籍、礼制、税制等领域等领域均推行了系列改革；其统治时期“寒人掌机要”（士族担任的高级官职的权力下移，成荣誉职衔，寒人以低级官职掌控实权）的政治局面全面形成；军事上，先后在458年于青州地区“四战四捷”、“破七城”击溃魏军侵犯 ^[3]  ；460年于梁州的北阴平地区再次击退北魏的侵犯；一时“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 ^[4]  。然其统治末年，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乃至恣意妄为，加重了百姓负担，以致原本在他在位前期逐渐出现好转的刘宋，在他统治末年走向衰败。 ^[5]  公元464年，孝武帝病逝。其子宋废帝刘子业是有名的乱伦皇帝，残暴荒淫，与其姊有染，后被其囚禁的湘东王刘彧杀死。宋明帝刘彧在位前期还算贤明，但很快就变得残暴不堪，在位期间屠戮宗室，其子刘昱嗜好杀人。接连的暴君昏君导致朝政十分混乱，在此期间兰陵萧氏出身的萧道成形成了一股强大势力，并最终于479年取代刘宋自立。

齐朝是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存23年。齐高帝萧道成借鉴了宋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本，提倡节俭。他共在位四年，在他临死前，要求其子齐武帝萧赜继续统治其方针，并且不要手足相残。武帝遵其遗嘱，继续统治国家，使南朝又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武帝死后，齐国的皇帝又走上了宋灭亡的老路，齐明帝萧鸾疯狂屠杀萧姓宗室，至东昏侯萧宝卷时，因其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这样一来齐的江山又被动摇了。公元五零一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废掉东昏侯，另立齐和帝萧宝融，不久废掉齐帝，结束了齐的统治 ^[1]  。

梁的建立者萧衍是南齐宗室，他擅长文学，499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朝廷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武帝时期，北魏已经衰落分裂为东西魏，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这本应为南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武帝却昏庸无能，迷信佛教，纵容大臣剥削人民，却又以自己节俭为借口，对一些忠臣的建议置之不理。公元五四八年，投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倒戈。他以武帝从子萧正德为内应，攻建康。次年，侯景攻陷台城。此时，梁武帝早已饿死于城中，其子萧纲即位，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杀死简文帝，因此梁已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公元557年，在讨伐侯景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陈霸先灭梁，建立陈。至此，梁宣告灭亡 ^[1]  。

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是为陈武帝。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注定是短命的。陈武帝与其继承者文帝、宣帝先后消灭了王僧辩、王僧智等反对势力，又在建康附近打败北齐军，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陈的统治。但毕竟由于国力衰微，北朝趁虚而入占据大片土地，陈的统治被局限于长江以南，宜昌以东的地方。公元583年，陈宣帝卒。其子后主陈叔宝即位，此时北方已被隋朝统一，全国的统一也已指日可待。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灭陈，结束了中国西晋以来（317年——589年）的分裂局面 ^[1]  。

南朝相对北朝，局面安定。各个王朝都对经济进行了大开发，使得南方人口大量增加。464年，宋户口90万8千余，人口468万余。发达地区如会稽郡，人口就有35万。

南朝时，南方的商业和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闽江、珠江流域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江南地区的开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攸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梁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是这种追求新变趋势的理论总结。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南朝也创建了不少的寺庙，杜牧就曾感慨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宋

齐

梁

陈

临川王 刘义庆（祖宋穆帝刘翘，父长沙景王刘道怜）

“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一个文人集团，由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包括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八人。

《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文学名士如江淹、谢出、到溉、到洽、丘迟、吴均、瘐信、刘昭、刘峻、陶弘景，当然还有后来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对于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更加系统和深入。文笔之辨反映了当时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要求，永明声律论总结了汉语声韵在韵文中构成美感的运用规律，对当时的新体诗和后世律诗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系统完整，论述严密，全面地讨论了文学创作中各方面的问题。钟嵘的《诗品》则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对五言诗的思想艺术标准、作家的流派和具体评价，都有许多精辟的意见。